民国时期,西南联大与国立大学是如何招生考试

民国时期,西南联大与国立大学是如何招生考试

时间:2020-03-23 12:27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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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各个高校是如何招生考试的?是独立招考还是统一招考?是否也和我们一样文理分科还是学科统一?民国高考时要考哪些科目?真如传闻的那样是各种刁钻的难题吗?参加高考命题的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民国时期又是如何阅卷评分的?如果发生了泄题事件,民国高考怎么办?录取率到底有多高?由于对教育制度的不满,导致我们平日都被各类民国神话所诱导,今天这篇文章或许会改变你对民国高考的看法。

  民国时期的《高考指南》。从 1912 年到 1937 年,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自行命题,类似于现在的“自主招生”。到了民国中后期,新一轮招生考试改革才逐渐兴起。1938 年 6 月,为适应全面抗日的需要,教育部设立统一招生委员会,颁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考统招(沦陷区各院校除外)。受战争影响,这一办法仅推行了三年。但是作为清末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重要尝试,统一招考无疑是区域公平的重大突破。

  1938 年至 1940 年,教育部对全国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先后施行过三届统一招生考试,考试按地域和交通划为 12—15 个考区举行。昆明考区(含香港)由在滇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熊庆来等组成“招生委员会”,特聘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张奚若、闻一多等组成“命题委员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圆满完成了招生工作。其中 1939 年为防“泄题”之嫌,蒋梦麟先生等断然以西南联大“预拟考题”代替“部颁考题”,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民国时期的全国高考

  自清末迄于民国时期,中国各地“大学堂”和后来“大学校”的招生方法,大体实行过以下五种政策:其一,由地方政府逐级选拔。这种方法未必一定举行书面考试,或者只举行较为简单的测试; 其二,由地方教育机关命题考试,评卷择优,再按一定名额选送入学。以上两种方法,考生均无择校余地。其三,由某一大学自主命题考试,择优录取。其四,由几所大学联合命题考选。以上两种方法,考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大学,考生与学校都各有选择的自由。其五,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再由国家权威教育和考试机构根据考分和考生事先填报的志愿分配学校。但考生一般必须服从自愿。

  以上第五种形式曾实行于 1938 年至 1940 年,共三届,且仅限于国立大学和学院的招生考试。这时,国立西南联大业已迁滇,以蒋梦麟先生为首的“招生委员会”和联大众多著名教授,共同主持或参与了昆明考区(含香港)的统一招生考试。

  第一次全国统考

  1938 年 6 月,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以往国立各(大学)院校招考新生均各自为政。为节省时间、费用及便利学生起见,爰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筹划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一年级新生由本部统一招考。” 6 月 22 日,教育部向全国颁布了《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决定设立全国国立大学统一“招生委员会”和“审核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审核招生章程、命题原则、成绩复核、决定取录、分配学生等工作。

  “招生委员会”由罗家伦(主席)、朱希祖等 24 人组成;“审核委员会”由陈石珍(主席)、吴俊升等 15 人组成。全国除上海之外,分别划为武汉、长沙、吉安、广州、桂林、昆明、贵阳、重庆、成都、南郑、延平、永康 12个考区,各设“招生委员会办事处”,具体负责该区统考事宜等。

  按《大纲》规定,这次“统考”分为以下三组进行招生考试:

  第一组:报考文法、商学、教育、体育、国文(即今中文)、英语、史地、艺术等专业者,应考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外国《史》、《地》、《数学》(含《代数》、《平面几何》、《三角》),此外,在《物理》、《化学》和《生物》中任选一门。总共 7 门。

  第二组:报考工学、理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师范之数理化等专业者,应考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含《高等代数》、《平面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总共 7 门。

  第三组:报考医学、农学、生物、地理、地质、师范之文史哲、博物等专业者,应考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含《高等代数》、《平面几何》)、《生物》(报考地理专业者,可以外国《史》、《地》代《生物》)。此外,在《物理》、《化学》中任选一门。同样考试 7 门。

  《大纲》还规定,凡报考师范类的考生,笔试之后,还须参加统一口试。凡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还须参加“术科”考试,即田径、球类、器械等技能考试。每个考生可以填报 4 个“志愿”(学校和专业)。免试保送生只能填 3 个志愿,即暗含一个必须服从分配的学校(但一般不改变所填专业和学校)。命题范围规定以“高中课程标准为限”,“以教育部审定之通用教科书为依据。”全国统考时间初步确定为 1938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国文》、《数学》和《英文》各考试 3 小时;其余科目一律考试 2 小时。

  民国时期的准考证

  这次统考由于时间太紧,没有统一集中命题和制卷。规定由各考区聘请命题和阅卷人员,但同时下达了详细的命题和评分原则。例如,规定《国文》试题须有作文一篇,不限文言文或语体文。 古文和白话文互译各一题 。又如,《英文》试题,规定有英文作文一篇;英、汉互译各一题。《物理》、《化学》和《生物》试题,规定必须有一道“实验之程序”题。口试标准是考察其思想、姿态和应变能力等等。

  关于命题权重比例也有原则性规定。如,所有考题的难易比例是“较难者与较易者各占百分之二十五,难易适中者约占百分之五十......各科命题,不宜空泛或偏重记忆。”规定《国文》和《英文》之作文部分的分数要占 50%。艺术类则重在考察实际能力,规定“绘画理论”分数占 30%,素描及国画分数占 70%。考试结束后,各考区将考卷和考生成绩单等寄交全国“招生委员会”,作为录取依据。录取一律按考分多少择优。如果总分一样,再按《国文》、《英文》和《数学》三门基础学科成绩之高低依次录取。

  按《大纲》规定,同年 7 月 25 日,昆明地区“招生委员会”成立。这时,国立西南联大业已迁滇。 由云南当时国立大学校长和著名教授蒋梦麟(主席)、梅贻琦、张伯苓、熊庆来、潘光旦、程璟、胡适、吴有训、陈序经、施嘉炀、樊际昌、黄钰生、冯友兰、陈縂、饶毓泰、林同济、何鲁、杨克嵘、范秉哲 18 人 组成“招生委员会”。在昆明市崇仁街 46 号国立西南联大办事处内设立“招生委员会办事处”,以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为办事处主任,樊际昌、程璟为副主任。为节约起见,一切公文信函也多用联大信函,8 月 28 日,蒋梦麟主席在云南大学第 11 教室召开了“命题讨论会”等。决定借用云南大学为“统考”考场、阅卷之地。试卷统一在昆明市报国街财政厅印刷局监制。

  “招生委员”决定聘请以下教授为命题及阅卷人,他们大多为西南联大著名教授:

  《公民》题:张奚若等 5 人。

  《国文》题: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等 13 人。

  《英文》题:陈福田、吴宓等 7 人。

  《史》、《地》题:刘崇鋐、姚崇吾、钱穆、郑天挺等9人。

  《数学》题:杨武之、赵访熊、华罗庚等 12 人。

  《物理》题:饶毓泰、吴大猷等 9 人。

  《化学》题:杨石先、曾昭抡等 10 人。

  《生物》题:李继侗等 3 人 。

  来源:1938 年国立大学统一招生档案,云南省档案馆。)

  本届昆明考区的考试时间是 1938 年 9 月 1 日至 5 日。其中,9 月 5 日下午为师范类专业考生口试。口试由黄子坚、陈雪屏等 5 位教授主持。

  9 月 6 日上午 9 时开始阅卷和统分。随后将考生试卷、成绩单等寄交重庆教育部。9 月 15 日开始 复核和录取工作。录取办法是:先统计出全国 12 个考区 7 门考试成绩的“总中数 ”(即总平均分)为 238.62 分。再统计和分别列出 12 个考区各自的总平均分。然后以全国“总中数”为基准,进行加减、平衡,使不同水平的考区均有一定数量的录取名额。招生工作结束后,教育部编辑印发了《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由教育部长陈立夫题签。

  据此《报告》得知,本届统考全国报名人数为 12008 人,实际参加考试者为 11119人,按 6 次登报发榜 ,全国国立大学或学院总共取录新生 5460 人。其中,国立西南联大录取王冠芳等 661 人(含上海考区新生);国立云南大学录取冯瑞莲等 407 人。全国12个考区,福建省延平考区考得最好, 报考人数为288人,其总平均分高出全国总平均分 97.38 分,录取 160 人。昆明考区考得最差。 报考人数为 633 人,其总平均分低于全国总平均分 45.70 分。经平衡调控之后,最后录取了 244 人。其中考入国立西南联大 150 人;国立云南大学 53 人;国立中央大学16人;国立浙江大学 8 人;国立东北大学 7 人;国立武汉大学7人;国立同济大学 1 人;国立中山大学 1 人;国立四川大学 1 人。本届滇籍考生 344人,总共录取 113 人。 此外,按“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优秀生百分之十五”的原则,接受全国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优秀生免试入学者 52 人。其中,昆明考区推荐了昆华中学朱康福、昆华女子中学吴浦月、楚雄中学王勋臣等 25 名学生免试进入各大学读书。西南联大接受 14 人;云南大学接受 11 人。

  另据《云南教育大事记》,称本次统考,省立昆华中学考取 34 人;省立昆华女子中学考取 22 人; 省立大理中学考取 3 人;省立昭通中学考取 7 人; 省立楚雄中学考取 2 人;省立昆华师范学校考取 19 人;省立昆华农校考取 3 人;省立昆华工校考取 12 人。 但其总数 82 人 ,则与全国“统招委”公布的数字差距太大,有待进一步落实。

  第二次全国统考

  1939 年,国立大学和学院继续举行第二届全国统考。考试科目、程序、录取原则等基本与 1938 年相同。和上年不同的是:第一,变更和新增的考区计有辰谿、恩施、泰和、兰州、吉安、曲江、 镇平 7 个,连同原设昆明、重庆等总共15个考区。 第二,将香港考生划归昆明考区。规定在香港设立昆明考区“香港分处”,由中山大学负责主持该区考试,但试卷必须运交昆明“招生委员会”统一评阅。第三,某些大学规定必须加试一些科目,如同济大学要求加试德文等;第四,各考区“命题委员会”所命考题,作为备用的“预拟试题”,只在非常情况下启用。正式考题改由教育部在考试之前派专人送达各考区印制。同时规定,各考区“命题委员”不得参加阅卷工作。

  据此,昆明考区“招生委员会”由蒋梦麟(主席)、梅贻琦、张伯苓、熊庆来、邹鲁、赵士卿、王子玕 7 人组成。“命题委员会”也与上年略有变化,但依然多为西南联大著名教授:

  《公民》题:钱端升(召集人 );

  《国文》题:朱自清(召集人)、罗常培、杨振声;

  《英文》题:叶公超(召集人);

  本国和外国《史》、《地》题:雷海宗(召集人)、钱穆、洪思齐、皮名举;

  《数学》题:江泽涵(召集人)、杨武之、姜立夫、赵淞;

  《物理》题:郑华炽(召集人)、赵忠尧、霍秉权;

  《化学》题:杨石先(召集人)、曾昭抡;

  《生物》题:李继侗(召集人)、张景钺;

  《德文》题:杨业治(召集人)、冯承植、唐坚;

  《法文》题:吴达元(召集人)、闻家驷、邵可侣。

  本届统考试题由教育部派专员周尚送抵昆明。8 月 2 日上午 7 时,由预拟命题召集人齐聚昆明“南城脚新滇戏院隔壁开智公司监印”。8 月 7—10 日,昆明考区“在云南大学及昆中北院两处举行考试。”监考人员有罗常培、张奚若、金岳霖、雷海宗等著名教授,一律佩戴统一徽章进场,足证其重视程度!考试结束后,8 月 20 日上午 9 时先在云南大学评阅昆明考区试卷。26 日上午 9 时,又评阅香港分区送交的试卷。

  西南联大的入学证

  这年昆明考区的试卷出现了意外。考前,昆明即有“部颁考题泄露”的传闻。为防万一,招生委员会主席蒋梦麟先生等采取果断措施,悄然改用“预拟试题”付考。考试结束后一周,8 月 16 日,蒋梦麟先生并昆区“招生委”才致电教育部说明当时情况曰:

  重庆教育部钧鉴:本区昆明统一招生考试业经依期举行完毕,经过尚称顺利。惟部颁招生试题,前于严密付印之后,曾接匿名信,谓有泄露事情。当经派员侦察,又未获得证据。查本会及西南联合大学均无铅印刷设备。此次试题印刷,虽经梦麟等派妥员严密监视,但系由商家承办,深恐关防不密,或侦察未周,贻误试事。为慎重起见,所有各科考试,一律改用本区预拟试题,即在西南联合大学内于各科考试之前一晚,漏夜油印!用杜流弊。理合电呈钧部,并附呈预拟试题一全份。仰祈鉴核,并转知统一招生委员会备案。实为公便。昆明统一招生委员叩。附呈试题十种。(西南联大发文生字第33号:《为接信试题有洩漏情事为慎重起见一律改用预拟试题电请鉴核备案由》,云南省档案馆。)

  由上可知,这年昆明考区的考题与全国其他考区不同。例如,昆明考区由联大教授雷海宗等人所拟的《外国历史》试题如下:

  I、解释下列各名词(答案务求正确明晰,简明扼要)

  (1)大化革新;(2)华盛顿会议;(3)查斯丁尼法典;

  (4)美国南北战争;(5)白里克里时代;(6)鄂托曼帝国;

  (7)三级会议;(8)启明时代;(9)百年战争;(10)凡尔赛条约。

  II、详论近代帝国主义发展之原因,经过及其影响?(原注:答案应根据史事,作短文一篇。不得空发议论。)

  本届全国报考总数为 20606 人。全国国立大专院校录取新生总计 5371 人,录取先修班新生 592 人。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新生 742 人(含上海考区新生),录取先修班新生 49 人,接受推免生 18 人。昆明考区报考 1849 人,香港分区报考 1645人,总计 3494 人。两地共录取新生 335 人。本届云南籍考生 446 人 ,录取 34 人,考中率仅为 7.62% 。有见于这次统考滇籍考生取录太少,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此专门致电教育部,称过去云南每年考进各种大学者约为 150 人左右。而今年实在太少。请求教育部允许由云南大学再对落榜滇籍考生补行招考一次。经教育部回电,同意由云大补招“一年级及先修班学额,合计以一百名为限。”经补考,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又录取了严达夫、李德天等26人;森林学系录取了许冀闵等 22 人。总共补录 48 人。还不足教育部批准补录人数的一半,可见当时考试和录取之严 。

  第三次全国统考

  1940 年,国立大学继续举行第三次全国统考。其考区设置、考试制度等也大体同于上年。昆明考区“招生委员会”由蒋梦麟(主席)、梅贻琦、张伯苓、许崇清、熊庆来、赵士卿、龚自知、王子玕、滕固 9 人组成。根据上年昆明考区处理泄题事件 的经验,教育部特别颁布了《二十九年度公立各院 校统一招生试题监送印刷保管办法(密)》。重申了以下关于考题的保密原则:正式考题由全国“统招委”密聘专家拟定,再“派专员妥慎送往各招生区......当场启封。”同时规定,各考区仍然要聘请专家拟出一套“预备试题”,备意外情况下启用, “如遇空袭或发生其他意外,得采用该区预拟试题。但事后应及时上报统招委。”同时规定,为道路不靖和节约邮资,本届香港分区的试卷不再运往昆明,可聘请香港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就地评阅。之后,再直接将试卷和成绩单寄达重庆教育部。

  检有关档案等,不载本届昆明考区的预拟“命题委员会”名单。这或许因为保密而不记其名,或许是沿聘上年之命题委员而个别通知。均有待证。本年 6 月 13 日,全国统考试题由教育部派沈肃文送达昆明;由顾兆麐分送香港。7 月 20 日— 24 日,昆明考区改在西南联大举行考试;香港分区在香港西南中学及华侨中学举行考试。7 月 23 日,昆明考区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第二食堂”集体阅卷。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刘文典、闻一多、吴宓、 华罗庚、陈省身等先后参加了评卷工作。香港分区阅卷时间和地点不详,所聘阅卷人员计有著名作家许地山和古文捷、陶百川等 55 人。

  本届全国报考总人数不详。但据《新民报》所载,全国各院校录取新生总数为 5627 人,录取先修班人数 1117 人。昆明考区报考总人数为 1414,香港考生为 1072,总计 2486人。最后登报取录结果,在滇国立大学:西南联大录取446人;云南大学录取 118 人;中正医学院录取 53 人;同济大学录取 94 人;中山大学录取 426 人。总计招生 1137 人。其中,云南籍考生 400 人,录取 71 人,考中率仅为 17.25%,比上年增加一倍多。

  1941 年,停止国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此后,各院校仍然采取独立或几校联合招生的方式,可以自己制订不同考试政策和内容等。如,1941 年西南联大招生规定,新生入学首先要参加“初试”,按文、理科分别通过《国文》、《英文》等 7门功课的考试。进校之后,还要通过《国文》、《英文》的“甄别考”,才算正式入学。又如,1943 年,该校规定区别对待报考学生。云南及后方考生和战区来昆的考生分别考试不同题目,前者的考题要略难于后者,体现了对敌占区学生的关怀。再如,1943 年,西南联大将《公民》题按“文法组”和“理工组”分开命题考试,而云南大学则依然合考。虽然如此,同一级别大学入学考试题目的难度却相差不大。例如:

  国立西南联大 1943 年《公民》题(文法组):

  1.中国是否当实行法治?

  2.中国是否应当永远维持“以农立国”的精神与制度?

  3.何谓“自由权”?一个公民是否应当享有“自由权”?

  4.解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意义?

  国立云南大学 1943 年《公民》题 :

  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如何分别?

  何谓宪法?其内容如何?

  国民政府之组织如何?

  解释名词: (1)国籍;(2)主权;(3)归化(4)领海 。

  西南联大的招生考试题

  椐教育部统计,1941 年云南应考学生 527 人,其中男生 428 人,女生 99 人。共录取 177 人,其中男生 155 人;女生 22 人。总升学率为33.59%,居全国中等水平。但必须指出,这一统计包括国立大学和其他所有大专以上大学的录取情况。此后几年略有升降。1942 年,云南应考学生 399 人,男生 359 人;女生 43 人。共录取 207 人,男生 198 人;女生 9 人。总升学率为 51.88%。比上年有所提高,跃居全国中上水平。1943 年云南应考学生 505 人,男生 409 人;女生 96 人。共录取 150 人,男生 130 人;女生 20 人。升学率下降为 29.70%。可见并不十分稳定。

  民国统考给当下高考的启示

  大学考试问题是当今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例如,是由国家组织统考招生还是由各大学自主命题招考?怎样鉴定和对待“特长生”和“三好生”?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又究竟应当如何学习和考试?其实都并非我们今天才遇到的什么“难题”。从上述三届考试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对包括招生在内的大学考试似有以下启示。

  其一,必须重视考题质量。上述三届考试昆明考区的考题均由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命题,他们无疑是深谙教育和考试的行家。从其残留的试题可以洞见,当时考的都是本学科中最基础、最普通、也固然是最应当通晓的知识、原理和技能。没有什么偏题和怪题。考生如果真正能圆满回答这些问题,足证其属于基础较好、可以深造的学生。至于他今后的发展则另当别论。

  反思我们今天某些考题的内容、形式和命题倾向,则往往未必如此。有的瞎步科举后尘,故意以偏怪之题刁难学生,为考而考,其考试内容对今后的学习毫无实际意义;有的题面本身就存在用语不确。考生入场,不知所云。更有甚者,有的大学教授竟敢将自己的大名设入“某某学科专家”之类的考题之中!如此病态的考题,无论置于任何考试之中,岂能起到鉴别人才或促进学习的作用?

  国立中山大学的准考证

  其二,必须严格考试纪律。上述三届考试,昆明考区的执行情况非常严谨。从命题、阅卷到现场监考,皆有我们今天非常景仰的学术大师如陈省身、华罗庚、闻一多、刘文典等亲自参加。足证其重视程度。1939 年关于防范“泄题”的处理及其考试结果尤能说明问题。这年考题全由昆明考区所命,在西南联大制卷。但这年昆明考区的录取尤其严于前后两年。昆明和香港两地考生 3494 人,只录取新生 335 人。滇籍考生 446 人,仅录取 34 人!后来经教育部同意补录 100 人,云南大学也只录取了 48 人。岂有丝毫舞弊、本位自私之嫌。

  反思我们今天的考试,在各种庄严的考试中,胆大妄为、恬不知耻的作弊事件累累见于报端;大学内“打马过桥”、放任自流的考试“形式”也并不罕见。如此败坏的考风考纪,无论采用任何科学严谨的考题,又岂能发挥考试的作用?

  其实,上述关于考试的“启示”也并非什么特别的发现。甚至可以说,它只不过是人类发明“考试”理应遵守的常识。目前,关于“改革”教育和考试的高头讲章太多太炫,莫衷一是。我们除了不可听从某些显而易见的自私和本位之见外,尤当回归的难道不正是那些离我们还并不太远的真正的教育家们,为考试所恪守的常识和树立的风范吗?

  作者朱端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教授。本文标题为“西南联大与国立大学的三次统一招生考试”,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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